凱文怎麼了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殘酷的驗證母愛

故事開頭，Eva的屋子跟車子被潑得一身紅紅的漆，她忍著狼狽開車要趕去工作面試，雨刷刷著擋風玻璃上沈厚的紅漆，紅漆可抹得去，但模糊仍看不太清楚前方。整部片，Eva拿著抹布、鬃毛刷、打磨器刷洗著車子、屋子、牆上、地板、指甲縫裡的紅漆，刷著兒子Kevin潑在她身上的斑斑血跡。

Eva與丈夫Franklin在一場異國的節慶活動中相識，進而戀愛而不小心懷有了Kevin，自始Eva似乎得放棄自己深愛的能遊歷各國的旅遊作家工作，成為家庭裡的母親。如同多數女人似乎都得面對的母親/自由的對立命題，Eva在不情願下仍然成為了一位母親，而犧牲了自己的自由，在全世界各地的自由。

只不過，Kevin並沒有為她帶來母親的喜悅，很明白的，Kevin是個壞小孩。似乎在母親子宮中，Kevin就感受到母親對他出生的猶豫，而開始叛逆。在還是嬰兒時唯一使壞的方式便是啕哭不停，而這也讓Eva近乎崩潰而寧願待在更為嘈雜的工地裡，換來些會兒安息。逐漸長大的Kevin開始發展出各種使壞的把戲，把醬料弄得滿地、不說話、刻意討好爸爸，直到他弄髒了Eva用地圖圍起來的自我空間，那多少還能抓住一點的自由，卻被Kevin用墨汁水槍毀壞了。Eva也意識到Kevin對她的自我的威脅，如同所有女人／母親的悖反角色那樣。

小孩扼殺了女人的自由，是這故事的開頭，但接下來的卻是小孩的戲份，尤其是如Kevin般聰明的小孩。當Kevin在母親子宮裡時，便感覺到猶豫的母愛而開啟了無限懷疑，如果說這十六年來的搗亂只是Kevin在驗證母愛的過程，儘管殘酷，但或許近乎他內心的真實。

鏡頭裡不斷用聚焦在各個事物的細節與顏色，敘說著Eva跟Kevin同樣的敏感，並且隨之而來的劍拔弩張。Eva洗刷著指甲縫裡的紅漆，Kevin壓碎五顏六色的玉米脆片、擠壓著果醬，這些近焦畫面每每讓人感覺到Eva的抑鬱焦躁，也透著Kevin的蔑視輕挑包裹的懷疑。而雙方衝突的對峙，也透過幾次京劇的音樂而活現起來。在這驗證母愛過程中，Kevin眼裡的父親是無知易哄而愚蠢的背景，他的存在只是糟蹋而確認母愛的工具。妹妹則是來搶奪母愛的競爭者，於是Kevin 幼時一度對母親撒嬌，卻終而回到自棄鄙夷的態度。

在一連串世人唾棄、報復的行為中，Eva慢慢刷洗著那些紅紅的印記，那染血的恨意與愛意，獨自承擔了下來。直到片尾，我們才瞭解Eva何以要獨自承擔一切，原來父親跟妹妹對Kevin來說，完全不在他的眼裡，只是作為他讓母親痛苦、驗證母親的愛的介體。

片末，關於這十六年來一連串破壞甚至殺人，終於Eva難掩激動地問他為什麼，Kevin一聽有點震懾地說，他原先知道的，但現在不確定了。Kevin原先知道的，是Eva並不愛他，他只是Eva自我的絆腳石，但現在，Kevin不確定了。那些破壞，剝奪了母親所在意的一切，仍無法剝奪母親對他的關心，Kevin最終能真心地抱著媽媽。

桃姐 A Simple Life：香港老年生活的卑微與光亮

因為電影宣傳對主僕之情的強調而有了錯誤的期待，甚至誤帶年紀大點的長輩入場觀影，以至於長輩看沒十分鐘就因為太過難過而逃離電影院。這部片不只是主僕之情，而是對香港社會的冷冽描寫，之所以冷冽，不純粹因為導演的筆法，而是香港社會太過殘酷。

電影一開始，Roger 坐著車，說著桃姐跟他的密切與羈絆，原以為有著老僕的大少爺的他住在華廈樓房裡，但是當他進入電梯、穿過廊道、走進房門裡是一間家庭式小公寓，房裡沒有太多的家具，很樸素甚至像是僅擺著簡單家具的待出租家庭公寓，才慢慢意識到原來他們家道中落。但其實不是， Roger 家中還是十分富有，家人都在美國， Roger 也進行著電影事業，但他跟桃姐住的，卻是在台灣像是勞工階級的簡樸房子。不過，這就是香港社會，這種廊道上密集排著無數房門的國宅公寓，正是每每我們從香港電影裡看到的畫面，我們已經有點習慣，這種景象，儘管相襯著主角富裕的家庭背景有點違和。

但當電影開場沒十分鐘，電影進入了一個令人震慄而鼻酸的階段，香港生活不僅僅是我們過去所認識的那樣狹小擁擠而已，那狹小擁擠已強烈地壓迫、隔離、放逐香港人，香港的世界已經不屬於香港人，而這種狀況更在老年生活裡大大展露出來。桃姐中風後，在病床上要少爺 Roger 幫她找個養老院就好時，當 Roger 走進某家養老院，從此開始的各個無對話鏡頭中，電影所側重描繪的是另一條主線，香港底層社會的老年景象。那歪斜著頭口水滿身、那吃飯吃進又掉出、那半夜恐慌發作而整包袱回鄉下、那互看不慣而人際緊張衝突、那看護人員輪著餵食、那站在院外街道中瑟縮著發抖。甚至可以說這不是香港底層社會，而是一般中產大眾的情況。

                  

劇情安排 Roger 跟櫃台大姐的詳細對話，立即勾勒出香港人老後的景象，既是被社會驅逐而圈離的對象，又是被某些人榨取的微薄利益所在。一方面，Roger 的朋友（黃秋生飾）道出自己在短時間內接連開設數個老人院分店，就透露出這驅逐隔離老人的市場之大，並不是太多窮人所致，而是無論窮富的太多人同感所致，而之所以能快速開設，正是這社會能提供與願意投入的並不需要太多。一幕裡，四五個老人院的招牌掛在同一棟老舊大廈外頭，那些招牌不是佈景，而是真實香港一角。另一方面，在被驅逐的同時，香港老人卻又成為榨取利益的對象。所有的細項都要被索費，而尊嚴的所在則是這各式層級化服務所奠基起來的相對優越感。陪伴就醫按次收費，最高級的就醫陪伴，是洋人陪診而能享有更快的候診效率。甚至，連毫無積蓄的老人，都能透過代辦政府補助而榨出汁來，老人院與介紹人雨露均霑。

不過，那窘迫的生活與悲慘的晚年生活，卻隨著電影而漸漸變得明亮。原來在高度市場化的社會制度中不斷被壓迫的香港人，終能在彼此的情誼、關係裡，找到生活裡絲毫的光亮， Roger 跟桃姐的真摯情誼正是貫穿這些灰暗的燭光。

電影裡桃姐兩次上廁所，是片裡最重要的象徵。片前半，桃姐一跛一跛艱難地走進廁所，又一跛一跛艱難地走回房裡拿衛生紙塞住鼻子。廁所裡的惡臭正是對這些社會制度的匱乏惡劣的真實反應，那終將應隨水流走的殘餘被隨意亂囤積著，發出惡臭，而使一般人無法親近甚至排除，但這卻是所有人都會發生的人生部份，也應該可以充滿尊嚴（乾淨）的進入。在一次次 Roger 所展現的關懷，Roger 的幾位好友以及兄姐、媽媽對桃姐的真誠關心，以及隨著時間看著老人院裡各個院友那遭受各種生活壓力但仍然彼此關懷的家人關係，桃姐漸漸地感到一點受人關心的自我尊嚴與存在感，這些與人的羈絆、情誼才真正是生命存在意義的強大支撐。

片中透過大量的食物來表現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甚至是桃姐與所有人的關係。「吃」本是生活中最平淡卻也最高比例的部份，桃姐對於吃的拿手與講究正是透出她生命裡厚重認真的一面。吃本是電影裡對生活的通常象徵，但這部片也是展現了香港社會對吃的精緻文化，牛舌、蟹殼、花魚以至於喝的菊花冰糖與燕窩，都深刻地展現了桃姐所代表的香港食文化，對香港人的人際情誼以及歷史的重要性，所有人都是透過桃姐的食物來記憶桃姐。

影片後半，桃姐第二次上廁所，這次實著是象徵桃姐對老年生活的逐漸適應，於是，桃姐不再一跛一跛、難忍惡臭的走進廁所（晚年），而是理所當然地坦然地面對。不過，人彼此的情誼儘管支撐著惡劣社會制度裡的香港人生活，帶來微光，卻也無法帶領人超越生死。這次走進廁所，儘管輕快自在，但最後卻遇到有人發生意外。有人倒在廁所，鏡頭原暗示著桃姐，儘管後來發現不是她，卻指出來桃姐終將接受這樣的結局。人終究需面對著人衰老後要發生的死亡。

片末，當機器規律著發出生命徵象的逼逼聲，Roger 幫桃姐把襪子拉好，他似乎無法面對這最後過程，離開，到中國工作。葬禮上，堅叔（秦沛）帶著花出現。人的生活儘管紛紛擾擾小奸小惡，仍有著真誠的情誼。片中最後一幕，Roger 回家，桃姐在屋裡等著，看到他回來，趕緊把燈關了躲進房裡，實則非常關心他卻又不願他擔心，一方面回應了 Roger 片前頭看到燈開著而察覺不太妙，一方面也呼應了片裡桃姐一貫假裝自在不願麻煩 Roger 的關愛之情，實則就像母親一樣。

英文片名 A Simple Life 不只指稱人簡單的生活，也是指人微小的生命。當人終將面對的晚年生活是如此卑微之時，高度市場化的社會制度是如此荒漠殘酷地對待之境地，人也只能靠這彼此的關懷、在意來換取簡單的尊嚴，走完生命末段。桃姐所代表的正是所有香港人終將面對的老年生活，其身處的灰暗、卑微，與微弱光亮。